表决必须以代表意志的自主性为基础，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的言论免责和表决免责，是免掉了代表的后顾之忧，是对代表意志表达自由的保护。
在对称的思考模式下,宜应考量国家保护措施作为对加害人的基本权干预行为,是否足以达到排除加害人行为的目的。⑥《行政强制法》第8条、第26条、第41条及第68条。
正如有的学者所正确指出的：它是人类的最高权利,其他一切权利随它而生。之后，联邦宪法法院在堕胎第二案（Schwangerschaftsabbruch II）(26)中首次采用了这一学说[42]513。这虽然颇具嘲讽味道,却是包括诸多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所普遍接受的事实[18]70。不过,与民法上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不同,它不单独赔偿丧葬费[10]。第二,系争死亡赔偿金规定能否有效填补受害人的近亲属遭受的损失？对这一问题,可回答如下：首先,正如此前所指出的,人们普遍承认,死亡赔偿金现有标准过低,应予提高[63][64][65]，这应能反证,死亡赔偿金并不能有效填补受害人的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遭受的损失。
于此，认为前揭见解为我国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未作规定的基础自然就土崩瓦解了。就侵权法上的赔偿而言，一般系以赔偿受害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为重要目标,但是,显然这并非赔偿的唯一目标,事后赔偿的目标通常还与抑制不法行为的目标相关[53]。一方面是代议民主的混乱与无效率，另一方面是独裁者面对军阀割据的现实亦无法有效执政。
其二，由于国会政党政治的幼稚，两部宪法所设计的代议制民主都无法正常运作，作为非常政治手段的倒阁反倒成了家常便饭。摘要: 德国《魏玛宪法》的缺陷一直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崩溃的原因之一，而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争议也贯穿于民国北京政府的始终。自所谓法统恢复后，那些坐在法统椅子上的先生们演出卖身的活剧，制成一部‘遮羞的宪法。[21]但是，正如施密特所观察到的，《魏玛宪法》由于其妥协性，在实际的宪法运作中有多种实践的可能，总统的定位也存在相当的模糊性，依制宪者的本意总统是作为中立的、超脱党派的政治裁决者，可在实际上总统可能演变为美国总统式的政治领袖，并发生与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理（及国会本身）的二元对立。
联邦主义者指责单一国倾向。[5]帝国时期行政与立法的紧张关系，在《魏玛宪法》也仅仅是以一种妥协的形式保留下来，其妥协的形式乃是将议会民主与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威安置在同一套宪政秩序中。
[11]参见高放：《清末宪政史》，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502页。[20]制宪者也吸收了法兰西第三共和议会内阁制的教训，为了避免法国议会小党林立、频频倒阁、政局不稳的局面再现于德国，制宪者希望宪法兼具抗衡与妥协的精神，以避免政治上的混乱或僵局。崇祯十七年间，更易宰相，多至五十余人，今自宣统三年迄今，为时仅十四稔，而内交更迭，已达三十七次。其三，立法权与行政权缺乏配合，甚至各自为政、互相拆台。
[53]参见唐德刚：《段祺瑞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对此，当时北京政府美国专家古德诺认为：袁世凯的宪法改革方案适应了中国国情，具有政治学上的原理性意义，而之前《临时约法》设计的议会政治则完全不符合中国土壤。但这主要反映了垄断制宪的多数党（国民党）因为对于袁世凯的不信任而因人设制，而非时人对于政体有所定见，否则无法解释之前《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何会采用总统制。[18]之所以会创造出一个足以对抗议会的准君主权力架构，乃是基于德国普遍不信任政党、议会以及持续发挥作用的君主传统，人们希望人民选出‘替代性皇帝（帝国总统）可以超越党派、领导国家，并且在危机时以否决权与紧急命令权代表国家。
国会既实行最后的自杀，从此法统也断绝了，护法的旗帜也没有人再要了。另一位公法学大师艾里希•考夫曼，也是拥护君主制的国家主义学者。
其实，中德两国新生的共和本来就先天不足，纵然有文本意义上完美的宪法亦无法挽救共和的颓势。而革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依然顾我，德国保留了既有的阶级结构、官僚体系、军队以及社会权威，对于一个新生的民主共和而言，并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开始。
一方面又挟民意机关之威，以为议会立法可以无所不能，企图通过投票来改变现实的政治秩序与权力平衡。[41]政治败坏若斯，时局糜烂日甚，国内贤达才智之士，复相率独善起身，不愿侈谈国事。需要一个独裁者，一个强人，能以非理性的方式将人民号召凝聚起来。[55]参见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三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6页。在派系主义之下，人人欲显身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45]传统上，官僚归国王掌握，军队是向国王效忠、而非向宪法效忠。
单一国倾向者控诉日益增强之分裂主义以及未能解决帝国改革的问题。临时参议院自开议之始，便坚持垄断制宪权，将孙文通过总统府法制局递交的政府组织法草案原封退回。
即使是议和前南方先后独立的各省，其领袖也往往是晚清的立宪派而非革命党，这也为日后国会的派系之争留下了伏笔。[58]同前注[9]，威廉•夏伊勒书，第268、322页。
（一）革命尚未成功，修宪没有止境 正如艾里希•考夫曼所说，宪法形式与规范必须谨慎的加以确立，不同民主组织间的政治争论才不会导致内政混乱的情况。[20]同前注[4]，沈有忠书，第138页。
赋予总统大权本来用以制衡国会专制，可由于魏玛时期混乱的政党政治很难产生稳定的国会多数，在实践中国会与内阁都无法有效制约总统，反倒造成了总统的专横。[4]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一面与新出现的亲共和的政党交好，另一面与两个支持君主制的右翼核心力量—军官团和官僚阶层达成了妥协。可政府实际的宪政运作，既非议会主权的内阁制，也非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总统制，竟演变成中国式的总统、总理、国会三权分立，各自为政。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和血。
[15]同前注[5]，大卫•戴岑豪书，第10、14页。[38]参见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国会选举述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28～129页。
作为民主理想的代议政治并没有起到维系共和的作用，以法统象征与正义化身自居的国会对于共和的破坏远多于建设。[52]参见[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
[62]同前注[54],董彦斌书，第76页。[14]毕其一生鼓吹理性与祛魅的韦伯，长期将对克里斯玛式威权的诉求视为非理性，但是在韦伯生命的最后三年，也就是德国由于战败而陷于幻灭与瘫痪，继而魏玛共和诞生的年代，他开始诉诸那种克里斯玛的权威。
[16]同前注[8]，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书，第23、37页。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与民众素质半点关系都没有，从袁世凯时代至段祺瑞时代，在国会内不断制造事端，激起斗争，令国会无法正常运作的，来来去去其实都是那一批议员……他们的本意，就是要破坏北洋政府，而且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做到了。[30]《魏玛宪法》第76条参见立法院编译处：《各国宪法汇编》，第二辑,1933年自刊，第215页。如果人民起来打破这个铁笼，议会制民主也就因此而坍塌。
[14]参见[德]Michael Stolleis《德意志公法史》卷三，（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68～76页。1916年国会重新召集后，在宪法会议辩论省制问题时，国会议场又发生轰动一时的议员大斗殴，其核心的争议则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也即单一国／联邦国之争。
[41]顾维钧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在宴会中，吴景濂和王宠惠吵了起来，吴问王：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何赖着不走？王反唇相讥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就国会与政府的关系而言，民初的国会上承晚清之资政院，虽有贿选的丑闻与议场群殴的闹剧，但其与行政权打交道一向不乏斗争精神，从来便认为主权在我，倒阁乃至非法决议拘捕内阁成员都是家常便饭。
[12]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21]同前注[3]，沈有忠文。